以上種種研究,已經坐實了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百年這個時間點上,的確有超大規模的持續性洪災爆發。
但奇怪的是,大洪水的證據找到了,但人工治理洪水的痕跡卻并未發現。地質學家丁文江對史書記載的大禹治水之地黃河砥柱、龍門進行實地考察后,得出如下結論:「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龍門砥柱我都親自到過,并且略有研究……龍門是天然的峽口,用不著人鑿的,也非人工所能為力的。」
按照史書羅列的事實,大禹治水的時間長達13年之久,地域則遍及九州,方式則采取了鑿山、通渠等多種手段。
可以說,正是基于大禹治水工程之大、影響之廣,故而才能在華夏先民中形成文化記憶而一代代傳承,直至春秋戰國時期,地處華夏西、東兩極的秦、齊兩國,依然篤信不疑,并鐫刻在了青銅器上。
俄羅斯的中國上古文明研究專家Olga Gorodetskaya(中文名郭靜云)提出了全新的觀點,她認為黃河中上游因多屬山地河流,水患并不嚴重;而黃河下游、黃淮地區雖有嚴重水患但所在社會治水能力、經驗與水患規模嚴重不相稱,所以她推測,大禹治水之地并不在黃河,而應該最早出現城址和水利工程且具備大規模社會動員能力的長江中游地區。
郭教授的觀點,可謂開辟了大禹治水研究的新視角,當然,大禹治水地不在黃河流域而在長江流域,也并非沒有任何根據。
首先,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統在距今5300年浙江良渚古城,而最早的城則是位于湖南常德澧縣、距今6300年的城頭山遺址,長江流域也發現了迄今全世界最早的原始稻作遺址。
這說明,長江流域的先民們,的確在工程能力以及治理水患問題上,具備了技術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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